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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早上9点钟，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，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。
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，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，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，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。
时间还早，路上行人不多，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，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，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。
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，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，发出“呲呲”声。
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，踩下刹车，停好，下车。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。
猜叔拍着我的肩膀，告诉我：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。
我点点头，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。
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，叫我别不懂装懂。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，朝着天空打了一下，“砰”，声音很大，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。
猜叔努了下嘴巴，示意我向四周看看。我揉着耳朵照做。这么大的声响，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，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。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猜叔。
“一把枪而已。”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。
“这里两年一小乱，三年一大乱，这些人早就习惯了。”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，“枪声和鸡叫声，真的有区别吗？”
我下意识想要说有，但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，去大其力的县城，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。
到了大其力县城，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，问我走不走。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，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，就摇头拒绝。
猜叔也没勉强，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，让我有事可以找他，就开车离开了。
总巡场姓赵，我叫他赵哥，30岁出头，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，算是“后期混血儿”。
赵哥从一个最小的“签单”马仔做起，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，还混了些股份，娶了两个越南美女。
赵哥长得一脸木讷，话不多，看上去是个老实人，下手却意外狠辣。我见过他催“死单”时的模样，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，很残暴。
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，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，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。
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，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何况我口袋里有枪。
大其力地方不大，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，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，就想来尝鲜。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，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。
走着走着，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，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放在腿上，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，没有任何的笑容。
她在一片穿着笼基，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。我进了门。
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，一条竹制的长椅，一个卫星电视，还有两台电风扇，一台挂在墙壁上，一台摆放在床头，“呼呼呼”吹个不停。
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，很瘦很憔悴，正眯着眼睛看我。
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，下意识想要掏枪，没来得及做出动作，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“你是中国人吧？”
我停止掏枪的动作，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。
我犹豫着问道：“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，还是温州的？”
女人听我这么说，眼睛一下就睁开，脸上还露出笑容：“你咋嫩峡得（你怎么知道）？”
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，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，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。
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，我们慢慢聊起来，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。
直到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？
女的没有回答，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：“你是老乡，我们算你便宜点，一次200，送全套。”
男的见我没回话，继续推销说，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，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，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。
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，一下没忍住，上去给了他一巴掌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，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。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，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，但男人只是看着我，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。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。
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把手放了下去。
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，哪里赚钱，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。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。
我试着和他们沟通。我递给他们钱，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。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打算离开。
刚起身，听到女的问我：“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？”
我回答：“挺久了。”
“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？”
我假装自己认识。
“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”
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，就已经点头。
那天的上午到凌晨，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。
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，男的叫张琦，女的叫孙锦芳，都是70年代末出生。
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，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，工作能力突出，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。
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，学的是会计，成绩不好，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。这样的学历背景，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。
温州流行相亲，结婚也普遍较早。两人经媒人介绍，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。
“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，互相的年纪都小，电影院都没去过，就要结婚了。”
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，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，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。按照温州的传统，是要先订婚，再结婚的，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，好像赶着去救火，一切从快，跳过订婚环节，边在郊外盖自建房，边准备结婚事宜。
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，柴米油盐、加班赚钱，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。
“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，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，打算离婚了。”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，偷瞄了一眼张琦，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，也看着她，赶紧把头转回来。
她说张琦不爱干净，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，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，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；虽然每天都会做饭，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，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。
孙锦芳想离婚，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，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，直接点头同意。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。
2001年，孙锦芳怀孕，第二年生下儿子，小名叫丑仔。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，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，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，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。
婚后第2年，张琦出轨，孙锦芳闹离婚，被双方家长劝和。婚后第4年，孙锦芳出轨，被情夫敲诈15万。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，孙锦芳点头。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，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，支付了这笔钱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两人度过了6年。
2007年初，即将过年关，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。孩子说要喝饮料，孙锦芳就去排队，一个不留神，丑仔丢失。
接下去的一个月，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，没有任何讯息。
那段日子，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，一喝醉就打自己。拿脑袋撞门、烟头烫胳膊，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。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，叫张琦打自己，张琦不肯。
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，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，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，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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